国家安全是大国关注的最为重要的本体要素之一。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国家安全需要既是一种客观的需求，也是一种多主体认知的互动，包括自我安全认知与他者威胁认知的互动。基于此，本文将系统辨析从多主体认知来看待国家安全的建构逻辑。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和世界安全形势的更加复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性探讨日益增多，比如关于中国国家安全的议题辨析、国家安全学的学科论证等，也有部分关于国家安全的心理学逻辑的讨论。现有研究中，关于国家安全认知的分析大多集中于安全认知内容的具体维度，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安全维度的分化等成为国家安全认知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关于国家之间的安全认知过程及其规律，国内学界鲜有系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国际学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安全层面，讨论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状态、意图、冲突与战争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梳理从全球体系到行为体层面影响国家安全认知的核心要素，进而结合政治心理学的理论逻辑，系统辨析多主体国家安全认知的核心命题，讨论在信息对称和非对称两种情境下安全认知的不同逻辑，最后总结安全认知偏差及其规避措施。从理论层面提炼安全认知的影响要素、安全意图认知的信息情境、认知偏差及对其的规避，有助于弥补国内学界关于国家安全认知过程和规律的不足，是构建中国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

一、国家安全认知的核心影响要素

　　国家的安全认知并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安全环境中塑造的。在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尤其需要辨析从国际体系到国家行为体层面影响安全认知的核心要素。影响国家安全认知的要素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面：体系层面的安全竞争趋势、区域层面的地区安全局势、国家层面的安全价值属性以及微观层面的安全认知规律。

　　其一，体系层面的安全竞争趋势。在全球或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安全认知受到国际安全大环境的重要影响，突出表现为国际环境对安全认知内容的重要趋势、方向的规定与限制。比如，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国战争时代，国家间安全认知的核心内涵是国家的生存，二战之后，随着大国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国家生存逐渐不再是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对于相关大国而言，通过战争实现国家生存变换的概率逐渐降低。在冷战时期，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又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虽然系统性、全局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竞争是主要的形式，但安全的内涵加入了一些新的要素，比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威胁的重要性，安全联盟作为一种策略与手段成为重要的安全竞争形式。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9·11”事件发生后，传统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认知中的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非传统安全及其威胁成为国家日益重视的安全维度，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安全思维开始调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认知维度中的地位越来越趋向于均衡化。

　　其二，区域层面的地区安全局势。如果说体系层面的安全环境约束着国家关于安全认知的宏观趋势与方向，那么地区安全局势则直接影响着相关国家安全认知偏好的轻重缓急排序。一个国家所处的周边安全环境对其安全认知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在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存在领土争端且争端经常升级的情况下，其领土安全与完整认知便较为重要。当它所处区域或周边区域发生严重安全动荡、局势不稳定时，它对于地区局势的关注及其应对，便成为国家安全认知的重要内容。地区安全局势的紧张及其恶化，是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的重要区域性环境要素。比如，东北亚安全局势变化对中国、韩国、日本等国来说尤为重要，客观上会影响这些国家的安全利益，包括特定的非传统安全利益，因为当安全局势恶化甚至形成特定的人道主义灾难时，这些国家的安全便首当其冲。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及其持续，对于欧洲的安全认知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欧洲的安全自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其所产生的全球安全危机，包括粮食、能源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暂时改变了国家关于安全优先次序的考量。

　　其三，国家层次的安全价值属性。国家安全认知的主体是国家，包括其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国家对安全价值的认知，决定了相关安全认知内容在国家安全认知中的地位。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属性是国家安全认知核心内容的决定要素。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秉持社会主义价值，强调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地位。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则强调所谓的民主价值是其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受到威胁，对外也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对他国进行干涉。其理论基础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论”，该理论主张西方国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认为民主选举是这些国家对外冲突行为的制约机制。这种基于民主国家属性的安全决定论，从理论和经验层面都遭到广泛的批判和质疑。上述安全认知逻辑表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政治属性影响其安全价值选择、安全认知维度的形成、安全威胁的界定以及安全手段的偏好，但这种影响并非是决定性的。

　　其四，微观层面的安全认知规律。国家安全既是作为总体的国家对于自身免受威胁状态的预期和界定，也需要通过国家政权进行制度化表述和塑造，更为直接的安全认知主体便是国家的领导人和精英群体。因此，安全认知主体和决策者自身的认知心理规律，对于安全认知的形成、内涵的选择、安全偏好的排序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认知规律一般体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认知捷径，即一个国家及领导人和精英在长期的国家安全认知与实践中已形成了特定的安全认知框架，而这些均受体系、国家和领导人个体层面诸多要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安全认知的形成遵循认知相符理论的逻辑，即符合安全认知框架的信息会被纳入到已有的安全信念之中，不符合的则会被排除。第二个层面是愿望机制，即受到领导人和精英自身情感与价值偏好的驱动，以及国家层面国内特定政治需求的驱动，国家的安全认知选择与过程，其实是一种政治、情感的外在投射与表现。

　　综合辨析从体系、区域到国家及领导人和精英四个层次的安全认知核心影响要素及其逻辑，可以看到体系、区域和国家层面的要素都是国家安全认知的外在影响因素，而安全认知的选择、排序和形成过程，则是一种主体间认知的过程，这也是国家安全认知的过程。鉴于此，本文接下来将从安全认知的核心影响要素、认知的信息情境以及安全认知偏差三个方面来论述国家安全认知过程的理论逻辑。

二、多主体认知的国家安全：意图信息的重要性

　　安全状态的达成意味着主要他者对自我的威胁的认知的消除与缓解。这就存在一个主体间认知及其差异的问题，即一方的非威胁意图可能会被他者认知为威胁意图。所以，如何有效地表达可信的非威胁意图，以及在认知他者的意图中规避认知偏差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安全认知在多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核心的认知对象即为国家的意图信息。一个国家需要将自身的和平或非和平意图告知其他国家，并接收到他国表达的意图信息，国家之间安全状态的达成就是意图信息的正确表达及接受的过程，而双方对于彼此容易走向意图的错误认知会造成和加剧国家之间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

　　第一，安全意图表达。表达非威胁的、和平的和负责任的意图，是国家间建构良好安全关系的基础。这个环节的核心在于可信地表达，即一个国家表达自身的意图必须具有可信性，否则他国不会认为这是真实的意图信息，或会认为这是一种战略欺骗。由于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本质特征，国家之间的意图信任程度是非常低的。因此，一个国家可信地表达非威胁性的意图是建构自身安全状态的重要基础。当然，在强调权力维系和平的国家看来，安全状态的达成并非以非威胁意图的良好互动为基础，有效传递威胁意图，让对方感到威慑，也能达成安全状态。基于达成安全状态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基本目标，有效增加非威胁意图的可信性有两条基本的路径：其一是增加非威胁意图的成本与代价，这是理性主义的逻辑。理性主义者强调，意图信息的可信性建立在可见的成本基础上，这种成本有多种来源，也有其自身特征，比如强调政治代价而非经济代价、具有不可逆性等。通常讨论较多的成本方式有“束缚双手”和沉默成本，即要么将自身的重要利益置于他者的控制之下，要么投入较多的无法回收的成本。此外，在美式民主体制下，选民成本成为决策者表达意图信号可信性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在选举政治中，领导人如果不公开兑现自身的承诺，会面临国内选民的惩罚。但也有诸多研究表明，领导人其实在信息操作上享有特定优势，而且在诸多的国际危机决策中，并没有发现太多真实的选民成本的存在。其二，首脑外交、面对面交流、相同的意识形态等非物质性要素也都有助于增强意图表达的可信性。这些要素影响意图信号可信性的逻辑也体现了认知捷径的作用。领导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传递可信性意图，建立起初步的人际信任，进一步消除对方可能是欺骗的疑虑，进而做出约束双方行动的可信性举措。认知神经科学认为意图互动在人际交往中有重要作用，由于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人们能够在交流中对彼此情绪、意图和动作意义等有一种模仿和理解的机制。基于此，无论是人际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彼此正确认知对方意图。同样，正如上文所述，国家属性的一致性也有助于国家关于安全意图表达和认知的准确性。

　　第二，安全意图认知。如何准确地认知对方的意图，防止误判，增进相互沟通与理解，是国家间构建良好安全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意图认知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安全信号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也是构成上文所述的安全意图的表达和接受的完整认知过程。安全关系状态建构的微观基础在于安全意图的认知过程的完成。这一过程的准确与顺利开展有相应的前提条件。其一，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关于安全意图信号的共识。安全意图的信号需要通过特定的外交言行表现出来，因此对于何为安全和非安全意图这种信号内涵的共同理解，是需要通过实践并加以磨合形成的。除了一些较为规范的外交信号，比如外交礼节等，国家间关于意图的信号共识理解其实差异较大。其原因在于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属性的差异性，以及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理性国家将战略欺骗当做一种常用的博弈策略。其二，国家需要规避这一认知过程中可能的认知偏差。认知偏差即国家错误认知了对方的安全意图，在双方并无安全方面的恶意的情况下，误判对方的意图从而引发安全困境甚至冲突。其三，国家的认知是一种将“有意自我”与“无意自我”进行匹配的过程。一个国家将自身的安全意图信号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对外信息透露，由于理性博弈、国际无政府状态等原因，这种意图信息的表达很容易“造假”。换言之，一个国家在认知其他行为体的安全意图信息时，也明白这种外在的安全意图信息的表达并不一定具有真实性。由此，它会将这种有意的意图信息与通过其他特定渠道获取的无意的意图信息进行匹配，这种无意的意图信息一般被称为“标志”(index)。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