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安全认知的信息情境

　　“私有信息”的彼此沟通与交流是国家间博弈的重要内容。“私有信息”是指一个国家所有的、对于战略互动过程中的偏好、行为等有直接规定意义，反映其能力、意愿和决心等核心特质的信息。国家安全意图的信息认知，属于私有信息认知的范畴，而这种认知过程存在两类基本的信息情境假定，亦即信息非对称情境和信息对称情境。

　　第一，信息非对称情境。信息非对称情境是理性主义视角下国家信息互动预设。由于国际秩序缺乏相应的制度和规范保障公平合理，所以，在充满战略博弈的国际社会中，理性国家都会基于策略性、理性的动机，隐藏自身的重要信息，包括自身的能力、决心和意愿等，同时也会歪曲和错误呈现自身的意图。在这种情境下，国家间相互的意图认知将产生各种偏差，从而形成安全恶化、竞争和冲突的状态。这种信息的非对称性，是国家间安全认知不确定性的来源之一。在西方霸权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安全具有相应的零和博弈特性。国家间安全信息的预设都是“自私的”和“理性的”，国家的重要安全任务就是避免被对手国家清晰认知自身的安全信息，同时也必须尽可能获取对方真实的安全信息。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观是对这种传统理性信息博弈与非兼容安全的超越。同理，信息的不对称性也体现在制度主义者的交易成本逻辑中，即由于机会主义、国家的“搭便车”行为等特性，国家对于彼此的合作意图难以产生充分的确定性，因此制度的理性设计就是为了克服这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交易成本过高的困境。

　　第二，信息对称情境。信息对称情境中，国家间仍会产生安全认知偏差，这是由于政治中的“人性”使然。这种安全信息的认知预设国家并非在所有场合都有理性的目的，因为真实展现自身的安全信息和偏好对于国家间的战略合作也是必要的。即使在国际争端和危机升级等情境中，国家也需要让自身的安全承诺可信，无论是威慑的承诺还是缓和的承诺。在信息充分和对称的情境中，国家的本意并非是表达非安全的信息，但可能仍会产生安全信息认知的偏差。其理由有二:一方面，即使国家充分呈现自身的意图信息，但由于“人性”的弱点——认知固有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产生各种认知偏差，如从阴谋论到自我中心主义、认知失调和愿望思维等。另一方面，由于意图信息的内隐特点，国家和领导人做不到完全准确认知它。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在信息充分的情境中，国家安全信息认知也有可能产生认知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只有建构起关于安全信息的共识，才能形成良性的认知互动。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外交基础不同、文化差异、国内政治制约等诸多原因，国家间关于合作与冲突的安全信息认知并不能经常有效建构起共有的认知和理解。

　　第三，新的信息场域情境。随着技术的发展，国家安全认知的信息情境也会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会重塑信息的物理空间，比如随着智能化时代的来临，国家意图信息的呈现、表达、解读等会出现泛化、虚拟化、多重性等特点，这给安全认知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意味着安全认知的内涵、主体的扩大，在新的场域空间、议题中安全认知问题，比如恐怖主义、粮食安全等得以凸显。上述技术发展导致的信息物理空间的延展，其实并没有改变经典的信息非对称与对称情境，而是将这种传统信息情境拓展到了新的物理或虚拟空间。换言之，在新的场域和空间中，国家间的安全信息认知同样也存在上述理性的自私特征以及有限理性的“人性”弱点。

　　综上所述，如果将国家的安全信息认知放入到信息与信号的沟通议程中，那么安全信息认知的信息情境将成为这一认知过程的基本预设。国家的安全信息认知有两种基本的信息情境，亦即信息对称与非对称情境。这两种信息情境反映了国家安全信息的认知互动是一种理性的私有信息博弈，以及信息认知受到基本的“认知陷阱”制约的天性。但是新的场域空间拓展以及安全议题的泛化，均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安全信息认识的两类信息情境的逻辑起点。

四、国家安全认知偏差及规避

　　国家安全认知偏差对于良好的国家间安全关系与状态的形成和塑造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理性辨析和规避国家安全信息认知的偏差，是构建全球安全秩序、破除西方安全困境的重要环节。

　　（一）理性认知偏差

　　国家的安全信息对于国家的生存与竞争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基于在战略博弈中获取优势的需要，会隐藏自身的能力、意愿和决心。由于这些原因，一个国家难以准确认知其他行为体的安全信息，并不可避免地造成认知的偏差。持有不同理论预设的国家理性认知偏差有不同的类型。比如，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的安全信息、意图信息等是不可知的，因此国家只能通过外在的权力进行推测，安全信息是由权力界定的。在此逻辑下，传统的权力转移理论、霸权周期理论等预期新兴崛起大国都会不可避免地挑战霸权国，这种由于权力转移和霸权转移导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的具体时间节点差异。关于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状，以“修昔底德陷阱”为代表的论说成为这种权力界定安全意图的重要案例。

　　不仅敌对国家间关于安全信息认知的过程受到理性国家的有意错误表达的影响，即使在盟友之间，关于核心安全信息的交流包括情报分享也存在多种类型，比如共享、有意隐瞒、错误呈现等。这也验证了盟友关系尽管是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同质性、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利益等，但它仍是一种战略的结合。由于国际社会的战略竞争和博弈的特性，国家的安全信息认知都会产生理性的认知偏差，其根源在于安全信息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根本的“私有信息”，具有非共享性和专有性的特点。

　　（二）有限理性认知偏差

　　除了因为战略理性考虑而产生的认知偏差外，在信息充分的情境中也会有大量的认知偏差，这构成了有限理性的认知偏差。

　　第一，非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在上述信息充分的情境下，安全认知的偏差主要源于对于意图认知的不确定性。非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出现的原因在于，由于固有的认知缺陷，即认知相符、思维定势等，国家对于对方的意图信息认知产生了偏差。

　　具体来说，非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主要体现了国家安全认知受到“人性”固有的认知陷阱的制约。其形成机制主要是认知机制，即认知相符、思维定势、文化差异等。认知相符强调国家已形成的关于相关对手的特定的安全信念，尤其是对手意图非善意的认识等。这些已有的认知结构对于国家认知对方的安全信息起到了重要的认知过滤作用，即符合已有认知结构的信息会进一步印证已有的安全认知信念，不符合的信息则会被进行所谓不合理的归因解释以维系已有的认知，排除内心的不一致紧张感。思维定势、文化差异等机制同样意味着国家已有的认知框架和文化思维模式对新的安全信息认知是一种印证，而非改变已有的认知和思维模式。在这种非本意的逻辑下，国家的已有安全认知结构、框架和偏见决定着对新的安全信息的解读，进而在安全认知中容易产生刻板印象。

　　第二，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是指国家基于特定的动机、政治目的和需求形成的对安全认知的偏差。这是一种理性的策略，但与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不同，此处强调的是信息对称的情境：某个大国基于一定的国内政治需求，比如选举，抹黑他国的意图；在特定情境下，塑造敌人形象，从而造成“敌意合理化”，由此产生的意图认知偏差往往伴随着国际危机的出现。这些都属于有着特定需求、政治动机的安全认知偏差，在战略竞争激烈的关系中非常常见。

　　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强调国家受到内在的情感、政治需求、地位愿望等动机性因素的驱使，在安全信息认知时并不以真实的安全信息作为认知的对象，更多是以自身的需求动机作为认知的框架和过滤机制。动机性驱动既可以是由特定情感和愿望所驱动的，也可以是由一定的政治需求、官僚政治等政治需求所驱使的，而后者更偏向于一种理性的动机，但与上述的理性国家的自私策略不同。基于相关恶意意图、非安全信息的敌意信息、危机状态、敌对国家领导人的恶意动机等，其实都是以国家认知主体的需求为导向的。这说明本意的安全认知偏差，对于安全信息的认知是内心的一种外在投射与展现。

　　有限理性的认知偏差的形成表明，国家除了在理性驱使下存在“私有信息”竞争外，即使面对信息充分和对称的情境，由于特定的认知陷阱机制和愿望动机机制，仍会产生大量的认知偏差，由此影响对国家间安全状态、安全信息的准确认知和安全困境的消除。鉴于此，从认知逻辑的角度出发，国家安全状态的有效塑造和维护，必须有效规避可能的理性和有限理性认知偏差。

　　（三）安全认知偏差的规避

　　安全认知偏差是影响国家安全状态的形成，即免受威胁状态形成的微观层次因素。彻底消除认知偏差可能性较小，但基于特定的案例和实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效规避。

　　首先，安全文化的进化。国家安全的认知都是在特定的安全文化和制度中进行的，从传统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到如今防御性现实主义占主导的世界，国家安全认知偏差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总体上有较大降低。此外，相关国际制度的创设和演进均能降低相应的国家间安全信息交流的交易成本，消除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从文化进化和制度演进的角度来说，建设一个更多基于安全规则的世界对于消除安全认知偏差仍是重要的。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全球安全观，是全球安全文化的一种重要创新，有助于全球安全困境的破解和消除。

　　其次，理性可信的增强。安全信息可信性的逻辑在于理性代价和成本论，因此，诸多理论都强调要增加国家安全信息表达的可信性。这些理论的基本依据就是国家必须将自身的安全信息和信号表达附加上较高的国内和国际成本，从而使得安全信息和信号的兑现面临不可逆且相应的代价制约。这些代价包括民主国家的观众惩罚压力，国家间安全信息与其他议题信息之间的有效“议题联系”，以及高制度化水平的制度和机制可以增强制度确保安全信息的可信性。理性主义者都倡导的“束缚双手”和“沉默成本”仍是考察成本代价可信逻辑的基本准则。

　　第三，低成本方式的价值。除了上述主流的理性主义成本代价路径之外，一些传统的低成本安全信息认知与沟通方式仍值得重视。基于国家仍是有限理性行为体的预设，国家安全信息的认知偏差可能会受到诸多有限理性要素的制约，诸如前文所论述的领导人个体要素、安全信息话语、文化思维差异等。比如，近些年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显示领导人面对面外交在特定情境下可以规避由于沟通机制或方式不畅所引发的安全信息误判和认知偏差。相关案例从二战期间的希特勒意图辨析到当今中美战略竞争中首脑外交的意图认知价值，都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面对面外交对于规避认知偏差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安全认知偏差的规避及其逻辑对于构建国家安全良好状态的形成是重要的。总的来说，安全认知偏差可以缓解但难以消除，尤其是在相关安全竞争的国际关系状态中。只有真正实现安全共同体进而实现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消除国家的安全认知偏差并形成安全状态。

五、小结

　　主流的国家安全认知分析，较多聚焦于安全主体的自我认知，即国家如何界定自身安全的维度和内涵，以及安全的主观认知感的达成等。这些讨论描述了安全认知的静态特质，但缺乏系统的认知过程理论总结。基于此，探讨安全状态达成的多主体认知互动中安全信息认知的机制和过程，能够更好地从国家间认知互动的角度，辨析安全认知的类型和偏差。正确理解安全认知过程及其偏差，是有效建设安全状态、维护安全利益的微观基础。

　　关于国家安全认知的理论逻辑提炼，有助于理解国家安全理论中安全能力、安全威胁与认知过程的关系。这种分析视角揭示了国家安全的认知动态特点，强调安全状态的达成与安全信息的表达与接受是相关的，认知不确定性影响安全状态的达成与稳定。换言之，消除安全认知不确定性，增强确定性，是构建国家安全的良性互动的核心内容。在实践上，也将对于正确理解全球安全观，破解安全困境提供相应的启发，比如安全认知偏差的形成及其规避，是缓解安全困境的重要路径，同时为中国外交中的共同安全信念、共同体倡议、方案和实践也有一定的政策落实启迪。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