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和人类精神的巨大力量，对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全面阐释信仰的影响和作用，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展开：一是着眼于宏观视野，总体性考察信仰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二是着眼于中观视野，考察信仰对社会生活各个基本领域比如经济、政治、道德、法律、文化等的影响；三是着眼于微观视角，考察信仰对人生的多方面影响。本文着眼于宏观视野的总体性观照，考察信仰在社会中的地位，信仰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变动与变革的影响，以及信仰对时代的塑造和对文明生成与兴起的意义。

一、信仰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中，信仰是一种普遍而恒久的现象。它既是一种个体性现象，又是一种群体性现象；既是一种精神性现象，也是一种物质性现象。它虽然与人的自然属性有关，但更集中地体现着人的社会属性。这样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肯定有着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价值方位。

　　信仰在社会中的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隐在式和泛在式；二是显在式和专在式。它既以隐性的方式广泛地渗透性存在于社会生活全领域中，又以显性的方式集中地存在于社会的某一特定领域中。

　　就前者来说，信仰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生活状态，弥散性地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种活动和多种社会关系中。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与人的信仰无关，因为信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相信、理想、信念、追求等信仰元素的集合。信仰本身具有的这种丰富性和多因素性，使它更容易弥散于社会之中。德国哲学家西美尔认为，在各种社会关系中都包含着“宗教性因素”。他写道：“我们可以断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中都包含着一种宗教因素。孝顺儿女与其父母的关系；忠心耿耿的爱国者与其祖国之间的关系或满腔热情的大同主义者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产业工人与其成长过程中的阶级之间的关系或骄傲的封建贵族与其等级之间的关系；下层人民与欺骗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合格的士兵与其队伍之间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虽然内容五花八门，但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对它们的形式细加考察，就会发现它们有着一种我们必须称之为宗教的共同基调。一切宗教性都包含着无私的奉献与执著的追求、屈从与反抗、感官的直接性与精神的抽象性等的某种独特的混合；这样便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张力，一种特别真诚和稳固的内在关系，一种面向更高秩序的主体立场—主体同时也把秩序当作自身内的东西。在我看来，宗教契机似乎就隐含在上述这些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中；由于有了这种特殊的宗教契机，所有这些关系便跟那些单纯建立在利己主义或心灵感应、外在力量或道德力量之上的关系区别开来。”他这里所说的宗教性因素是广义的，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实际上是信仰性因素。

　　虽然信仰在社会中是泛在的，但这种泛在并不均衡，它不是完全均匀地弥漫于全部社会生活中，而是有其更为集中和明显的形态和领域。它在社会结构中有其存在的特定位置和方位，并进而显现出其突出的重要性。为了把握其特定的社会方位，需要对社会进行结构划分和描述。我们可以对社会结构进行不同尺度的划分，比如二分法或三分法。所谓二分法，就是把社会划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在这样的简单结构中，信仰当然属于社会的精神现象和精神关系，它由物质关系决定并反作用于社会的物质关系。而三分法是我们最常见的划分方法，即将社会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这里的“文化”是狭义概念，主要指精神文化。当然，在此基础上还有更详细的划分，比如“五大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生态。在这些划分中，信仰现象属于社会的文化领域，并体现为一种显性文化现象。因此，为了确定信仰在社会结构中更明确、更具体的方位，就需要把信仰放在社会文化中进行考察和分析。

　　社会文化是极为丰富而复杂的，需要加以分层考察才能找到信仰所处的层次。在现代西方文化理论中有不同的分层观点，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探寻信仰的位置有所启发。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提出了“洋葱”模型，将文化比喻为“洋葱”，由外而内分为四层：第一层是象征性符号，如服饰、建筑等；第二层是反映一定民族性格的英雄人物；第三层是社会通行的礼仪；第四层是价值观，这是最深层次也是最稳定的层次。在这个模型中，他虽然没有谈到信仰，但指出价值观是一定社会文化的最深层次，这事实上就告诉我们，信仰是属于价值观范畴的深层文化现象。埃德加·沙因(Edgar H.Schein)则提出了文化分层的“睡莲”模型，认为“花和叶”是文化的外显层次，包括组织架构、组织制度和程序；“梗和枝”是文化的中间层次，是其倡导的价值观、使命、愿景、行为规范等；而“根”是文化的深层，包括各种视为当然的、下意识的信念、观念和直觉。在这个模型里，中间层次已经包含一定的信仰成分，比如价值观、使命和愿景，而最深层次则更突出地体现着理所当然的下意识信念。迈克尔·波特对文化的看法则更清晰地标示出信仰的位置，他写道：“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有时笼统地称之为‘文化’，它们在人类行为和进步的过程中，无疑起着作用。”文化包括态度、价值观、信念三个方面内容，如果它们是三个层次，那么信念则是最深层次。

　　由上可见，信仰和价值观都属于社会精神文化的深层构造。那么，信仰与价值观又是什么关系?弄清这一点才能进一步明晰信仰的具体方位。信仰与价值观的关系比较复杂，人们的看法也不一致，大体上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信仰在价值观之中，是价值观的中心或内核；二是认为信仰是比价值观更深的一个层次，即价值观的基础和依据。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事实上，信仰现象是多样而复杂的，有的内容在价值观之中，属于核心性价值观念，有的则在价值观之外，即比价值观更深或更高一个层次而构成价值观的依据，并对价值观具有决定作用。总之，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因素，是一种深层次文化构成，是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和深层依据，并对文化其他部分具有决定性影响。

二、信仰的社会维系作用

　　信仰的社会作用首先表现为维系社会成员的作用。在这里，信仰表现为一定社会的共同信仰或主流信仰。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说过：“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社会的共同信仰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意义系统，使他们不至于生活在没有意义的空虚之中。一旦失去了普遍性存在的信仰，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意义的混乱。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认为，没有信仰的群体是空虚而缺乏活力的。他写道：“如果群体没有信仰或者说没有推动他们前进的思想，那么这些就是没有活力的群体、空虚的群体。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生活、没有目标，那么生命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一个群体如果没有信仰，那么这个群体就会彻底瓦解”，“使群体的精神世界统一起来的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而是信仰，从古至今，毫无例外。包括我们当今社会在内的每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信仰，都不能向前发展。”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也写道：“每个社会都设法建立一个意义系统，人们通过它们来显示自己与世界的联系。这些意义规定了一套目的，它们或如象征和仪式那样，解释了共同经验的特点，或通过人的魔法和技术力量来改造自然，这些意义体现在宗教、文化和工作中。在这些领域里丧失意义就造成一种茫然困惑的局面。这种局面令人无法忍受，因而也就迫使人们尽快地去追求新的意义，以免剩下的一切都变成一种虚无主义或空虚感。”他着重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问题，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话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片空白。”一种信仰体系之所以能为社会中的人们提供意义支持，主要在于信仰关涉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秩序建构和人心秩序的组织作用。“信仰体系关联着人们感知的所有东西和人们想象得到的所有东西。人们通过信仰，不仅把世界分类和秩序化，并且把体验到的世界所产生的各种事情组织起来以赋予意义。”

　　信仰的社会维系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维持政治统治。自从人类形成国家之后，就必然存在着政治统治。统治者运用国家机器维持自身的政治统治，而国家机器不仅是警察、监狱这样的硬手段，还包括宗教信仰、政治信仰这样的软手段。统治者通过倡导一种主流的信仰或共同信仰，或禁止其他的信仰，服务于自身的统治。

　　二是维护社会稳定。政治统治与社会稳定有密切关系，但并不完全等同。如果说前者的着眼点是统治阶级及其利益，那么后者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因为民众可以从社会稳定中得到基本的安全感。主流信仰或共同信仰的倡导，既可以维持政治统治，也能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因为信仰作为一种维系人群的精神纽带，可以增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认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差异，消化或缓和人际冲突。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过，以利益为主的阵营总是会动摇的，但以信仰为主的阵营是分化不了的。

　　三是促进社会和谐。相比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稳定，社会和谐是一种更高级的状态。它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有着更为良性或友好的关系，意味着社会的运行和运转更为协调、顺畅。这种状态当然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信仰作为一种人们的精神共享，能够沟通感情，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因而有助于社会关系的和谐。

　　信仰对社会的维系功能不仅在历史上屡屡得到印证，而且也在当代中国得到集中体现。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强大的凝聚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而且创造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具有共同的理想信念。邓小平指出：“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江泽民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胡锦涛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同心同德迈向前进，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作支撑。”他还说：“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要有信仰、信念、信心，就会愈挫愈奋、愈战愈勇，否则就会不战自败、不打自垮。”

　　（作者简介；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