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信仰的社会变革作用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一个向度，而社会的变动与变革又是另一个向度。前者是静态，后者是动态。任何一个社会既有其稳定性，也有其变动性。社会就是在这两种不同状态的交替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说信仰在维系社会稳定、助力社会和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同样，它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方面也有自己重要的作用。

　　信仰在社会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悉尼·胡克认为，信仰作为时代思潮的一部分，对一定时代的社会运动和群众运动起着鼓舞作用。他写道：“从来没有一次显著地改变事件进程的群众运动，其参加的个人不是为某种信仰所鼓舞的。信仰也许就是时代思潮——一种决定个人身份和职责的社会价值的完整的复合体——的一部分。它也许是关于今世或来世的神话，而附有在尘世或天堂求取更大幸福的一种希望。或者它也许是被解释为正义要求的一种反对不平等的愤怒感。”虽然社会运动产生的真正原因并不在“鼓舞运动的信仰和学说”之中，“可是一种运动的结果，如果不参考这些信仰和学说就不可能得到解释。因为它们决定着行动的方式，决定着在行动过程中所涌现的人类毅力，以及那些往往与其说使人类导向生存毋宁说导向死亡的最终决定。”在社会运动中起作用的共同信仰既可以是人们对某种宗教的信仰，这通常是由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也可以是某种共同的政治信仰，特别是对一定的社会政治运动和广泛社会事业来说。一切大规模和持久的社会政治运动和社会事业，通常都是由人们的共同社会政治信念来推动的。

　　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虽有其社会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原因，特别是有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源，但在此基础上还在于主体因素和主观因素的作用。比如，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愤怒和反抗意识等，特别是鼓动革命和参与革命的人们的精神信仰。他们对革命的正当性和正义性的信仰、对革命意识形态的信仰、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对自身革命斗争取胜能力的相信等，都在革命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托克维尔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认为尽管大革命伴随着对旧制度和旧信仰的质疑和反对，但革命者本身却是对革命的正义性有坚定信仰的。他指出：“如果说发起大革命的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加多疑，至少他们保留了一个非常令人钦佩的信仰，那就是他们相信自己，而这一点却是我们所没有的。他们从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善性和力量。他们急切地宣扬人类的荣誉，并相信美德。他们支持自己的力量，虽然这种骄傲的自信经常导致错误的出现，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人们只能被奴役。他们毫无怀疑自己是被召唤来改造社会、让人类再生的。对他们来说，这些观点和情感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他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观念。这些观点很多情况下使他们心胸开阔、不讲得失。”因此，“没有什么革命在开始能比法国大革命的参与人更多、爱国心更真诚、情感更无私、规模更大。”

　　中国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世界上千百次的革命中，中国革命涉及范围之广、卷入人员之众、持续时间之久及其社会影响之深远，都是很少见的。其中，中国革命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革命斗争过程如此艰难，而取得的胜利又是如此辉煌。这一点如果离开革命者的信仰是难以解释的。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

四、信仰的时代塑造作用

　　对信仰的社会维系和社会变革作用的深入考察，必须引入历史时间的维度。从一定的历史过程和时段来看，信仰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往往表现为对特定历史时代的塑造，或更具体地说，是对一定时代的精神风貌的影响。历史上曾有人从这个角度谈论过信仰的历史作用，并给予正面评价。其中最典型和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文学家歌德，他关于凡是信仰占优势的时代都光辉灿烂的论述有着深远性影响。他写道：“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特殊的、唯一的、深刻的主题(其他的一切主题都从属于它)，仍然是信仰与非信仰的冲突。一切信仰占优势的时代，不论其可能处于什么形式之下，对当代人和后代人来说，都是辉煌的、心情振奋的、富有成果的时代。与之相反，一切非信仰占优势的时代，不论是处在什么形式之下，如果保持着可悲的胜利，甚至在一瞬间闪耀着虚假的光辉，但很快就会从后代人的眼中消失；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让自己承担无效研究的重担。”

　　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对于歌德的这段话，给予高度赞同并作了宗教性的发挥。这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宗教信仰作为人类信仰的重要形式肯定对历史时代产生巨大影响。因而说到信仰的时代，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宗教信仰兴起发展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青年恩格斯在《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曾谈到中世纪的信仰对那个时代的影响力。他写道：“中世纪的强烈信仰无疑地赋予这整个时代以巨大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处于不自觉的萌芽状态，但并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人的本性。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人处于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当然，宗教信仰的作用是复杂的，宗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也具有两面性。美国学者弗里曼特勒在写作《信仰的时代》一书时，一方面说：“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精神崩溃，我会怀着欣赏乃至一种眷恋的心情回首过去——留恋那些充满着精神至上的数个世纪，留恋那个信仰的时代，如同法国诗人保尔·沃尔雷恩所说‘那是个伟大而美妙的时代’。”另一方面，又在书中称这个时代为“黑暗时代”，并说：“信仰的时代结束了，用T·S·艾略特的话讲，就是‘伴着沉重的打击和黯淡的悲伤结束了’。”

　　现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批评了卡莱尔仅仅从特定的宗教信仰角度解读歌德论述的曲解。他指出：“卡莱尔摘录了这些话，且真心实意地赞同这些话。可是，他却没有在和歌德相同的意义上理解这些话。他的‘信仰’和‘非信仰’的概念是和歌德大为不同的。按照歌德的看法，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生产阶段实际上都被看作信仰的阶段。信仰的术语没有神学的涵义，甚至没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涵义，只是积极力量压倒消极力量的简单表述。因此，歌德决不会把18世纪说成是非信仰的阶段。”歌德所说的“信仰”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信仰，甚至也不限于宗教信仰的范畴，而是指一种共同的“神圣的容器”和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歌德在自传里曾谈到，他年轻的时候，朋友们试图使他皈依一种特殊的宗教信仰，而他不断地加以拒斥。

　　可见，信仰的时代并不是特指某种宗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毋宁说是一定的民族或国家在精神和事业上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普遍地有信仰和信念，整个民族的精神充满着向上的力量，人们相信自己，相信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全力以赴奋斗。与之相反的是怀疑或不信的时代，虽然这样的时代也有其历史原因和历史合理性，但是普遍性的怀疑之风和无信仰状态并不能成就辉煌的时代。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说过：“当怀疑的年代、信仰被侵蚀的年代到来的时候，受到损害的将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原则和一种身份。换句话说，当信仰摇摆不定时，整个世界观和社会性结构都将崩溃。”信仰的年代和怀疑的年代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甚至形成一种交替性现象。在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不仅存在过怀疑的年代，也存在过光辉灿烂的信仰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那样的信仰时代往往是可遇而不可强求的，因而更加弥足珍贵。

　　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有过自己的信仰时代。它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爆发出一种文明的力量，是与美利坚民族的所谓的宗教使命感和价值观优越感相联系的。比如，赫尔曼·梅尔维尔写道：“我们美国人是独特的选民——我们时代的上帝的选民；我们肩负着作为世界自由的避难所的责任。上帝从我们的民族中预先确定了伟大的事情，人类也从我们的民族中期待着伟大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灵魂中感受到了伟大的事情。”戴维·福塞思说：“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和伟大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的理念基础上的神话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

　　苏联初期也经历了自己生机勃勃的信仰时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着理想和希望，有一种创造生活的积极性，连去那里游历的西方人都惊叹不已。英国资本家、“自治领联合银行”总经理基勃逊·札尔维于1932年10月发表评论说：“我要声明，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肯定地说，我是一个资本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俄国正在前进，而我们这里却有大批大批的工厂停闭，约有三百万失业者完全无法找到工作。人们嘲笑过五年计划，预言它必遭失败。但是你们可以相信，在五年计划条件下所达到的实际结果已经超过原来的规定……在我所游历过的一切工业城市中都有新区域出现，这些新区域是按照一定计划建成的，有点缀着树木和街心公园的宽广街道，有最新式的房屋，有学校，有医院，有工人俱乐部，当然还有许多替做工作的母亲照顾孩子的托儿所和儿童之家……今天的俄国是一个生气勃勃、富有理想的国家。俄国是一个有惊人的积极性的国家。我相信俄国所抱的志向是健全的……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俄国全体青年和全体工人都具有一件可惜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缺少的东西，这件东西就是希望。”

　　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荡涤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并全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表现出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信仰热情和信仰状态。人们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一员而自豪，对未来充满着新生的期望，在各项工作中尽情挥洒着自己的汗水。只要看一下《雷锋日记》，就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普遍而高涨的信仰热情。这些也曾让一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惊叹不已。在经历了四十年改革开放洗礼后，中国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人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断提升，社会正气不断弘扬。新时代新征程将成为一个“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光辉灿烂的时代。

五、信仰的文明涵养作用

　　从更大的社会历史视野来看，特别是从人类文明和文明形态的视野来看，社会信仰具有重要的文明涵养功能，其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文化营养哺育着人类文明并外化为一定的文明形态。一种文明的兴起往往与某种社会性信仰的兴起相关联。这种信仰不仅以此新的思想观念为该文明提供了精神基础和思想内核，而且以其信仰激情为该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强劲动能。这种信仰在许多民族那里表现为宗教信仰，并因而带来一种与其宗教相关的文明。比如，基督教信仰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伊斯兰教信仰与阿拉伯文明的关系、印度教与印度文明的关系等，都是如此。中国的儒家虽然不是一种宗教，但也是一种社会政治和伦理意义上的信仰，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精神源头。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是一位文明史学家，致力于人类文明形态的研究。他认为，宗教是文明的基础，历史上每一种文明形态的兴起，都是一种宗教信仰造成的结果；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文明的创造需要合作，而合作的纽带是共同的宗教信仰。他说：“在有特权的少数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对各种文明的发生、发展和保持，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这些创造性工作，没有群众的协作，也是不会成功的。而使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精神上的纽带，就是共同的宗教信仰。”日本佛学家池田大作也认为：“生产力的剩余、社会组织、人的愿望，都是建设文明的素材，但它还不是文明应当具备的灵魂，也就是说，即使文明的素材已经齐备，这还不够，还要有更深的前提，即‘为什么而建设’这一思想意识。人力资源的动员，设计者的意图，都要从这一问题出发。而看准这一方向，掌握这一方向的智慧，是来自宗教、来自哲学。”

　　汤因比认为，失去信仰会导致文明的崩溃。他写道：“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一旦失去对宗教的信仰，就会带来文明的崩溃和更替”。具体地说，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宗教失去信仰时，他们的文明就会屈服于来自内部的社会崩溃和来自外部的军事进攻。由于丧失信仰而崩溃的文明，将为新的文明所代替。比如，埃及王朝的文明、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崩溃了，而代之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新文明。长期受儒学统治的中国文明，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新中国的文明。

　　当然，这里所说的“宗教”或“信仰”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而是包括现代人世俗性的社会政治信念在内。“汤因比与池田大作都认为，近代西欧文明是以脱离宗教为起点的，可以称之为非宗教的文明。现代人憧憬物质财富，崇仰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他们看来，现代人对科学进步的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现代人自己的‘宗教’。”池田大作认为，“现代人对物质财富的憧憬和对科学进步的信念，在现代文明中所起的作用，几乎跟宗教没有什么两样。”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为世界观基础的科学信仰，是以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改进为核心关注的世俗信仰，它对宗教信仰的批判和超越，对私有制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和超越，为人类社会指明和带来一种全新的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在全世界的充分展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现阶段的社会主义文明是共产主义文明的初级形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

　　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凸显了信仰对文明的涵养作用，凸显了信仰在文明的兴起中的关键性作用。但对此不应片面夸大，应该按照马克思的指示，用历史来说明信仰，而不是用信仰来说明历史。根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包括人类文明形态的出现和演进，遵循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这才是最根本的深层的原因。在这个基础上，各种社会因素，包括人的信仰因素也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而信仰作用的发展也离不开其他相关社会条件的支撑。

　　（作者简介；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