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与国际社会矛盾的演变（一）

作者：吴志成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冠疫情影响深远，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一方面，全球性问题不断凸显呼唤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赤字上升，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交织演变，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一、世界秩序调整凸显东西矛盾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整体性下滑，国际关系中“东升西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赶超仍需要长期努力并面临严峻挑战，“西强东弱”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继续存在。面对这种变化，西方守成国家并不甘心收缩自身权力，国际社会的东西矛盾越来越凸显。

　　乌克兰危机引爆东西安全对抗。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和持续升级不仅反映欧洲安全的脆弱性，更显示冷战思维重新抬头，阵营对峙趋势明显。尽管美国和北约并未直接参战，但自危机爆发以来，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50个国家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些军事援助和此前美欧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导致俄乌冲突陷入长期胶着状态，各方政治军事对立持续深化，双方矛盾难以有效解决。随着危机不断升级，其影响也开始向全球扩散，一些欧洲国家加快加入北约的步伐，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也不断增多。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进一步强化军事同盟，代理人战争和阵营对抗的色彩愈加浓重，热战、核战乃至世界大战爆发的风险上升。

　　权力格局调整激化东西模式之争。随着新兴国家群体性快速发展，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约为40.9%，并将在未来5年达到44%左右，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这些意味着世界经济权力正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转移，由此引发关于东西方发展模式的激烈竞争。美国将自身衰落的根源归咎于中国等东方国家崛起的威胁，偏执地对华实施全面遏制打压，开展针对中国的制度道路竞争。通过“科技战”“贸易战”“外交战”“数字战”“文教战”“意识形态战”等手段，加紧在技术、经贸、价值观、安全、情报等领域组建反华同盟，强推对华高科技产业“脱钩”，将冷战思维扩展向产业链和供应链。

　　大国战略博弈导致国际体系失稳。大国博弈是动荡变革期国际体系不确定性的重要表现。与此同时，大国对抗所引发的东西矛盾激化正在向中小国家溢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东西矛盾的特征。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维护霸权和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快速崛起的目的，大力实行保护主义，强推脱钩断链和恶意制裁，在扰乱国际市场秩序的同时，更使一些中小国家的发展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军事胁迫、政治拉拢等手段迫使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四方安全对话等组建遏制围堵中国的集团阵营，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东西对峙局势不断激化。

二、全球发展失衡加剧南北矛盾

　　发展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许多问题的根源，全球发展长期不平衡是导致南北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尽管从整体上看，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崛起，南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但从价值链分布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全球不平衡发展加剧了南北矛盾。

　　全球化促使南北受益不均加剧。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全球优化配置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市场基础、产业结构、科技水平、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其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和全球化带来的获益不均。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过剩产能和运用自身人力与资源成本优势获得快速发展机会，但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仍被北方国家所控制，大部分南方国家在获得大量贸易顺差的同时，其产品附加增值相对十分有限。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在国际生产链条中的代工地位，向价值链前端攀升困难重重。

　　技术创新扩大南北发展鸿沟。科技创新引发产业结构、劳动形式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虚拟经济、生物经济等新业态大量涌现，正在形成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垄断，大量传统行业及其所属劳动群体逐渐被边缘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金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欠发达经济体缺少与发达国家进行同步技术革新的条件和能力，双方发展鸿沟被进一步拉大。尽管伴随产业转移而发生的技术扩散给广大南方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但北方国家对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掌控，使南方国家的技术革新付出更多成本，这些反过来进一步限制了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

　　贫富分化引发深刻的政治对立。面对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向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攀升，积极寻求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变革，而在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则通过技术垄断、保护主义、遏制政策等手段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升级，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以使南北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继续固化。在北方发达国家的遏制下，南方发展中国家不仅难以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改变落后局面，而且其政治权利也受到严重制约，南北矛盾加深。在缺少公平发展秩序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规则缺乏阐释能力和自主性，因而要求提升自身制度性权利，这与发达国家维护其主导地位的霸权诉求相左，双方从发展问题到政治权利的对立表明当今国际社会中南北矛盾不断加剧。

三、社会阶层对立激化上下矛盾

　　受逆全球化的冲击，在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国家内部面临社会分裂风险，不仅社会失序严重，而且国家上下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

　　阶级与阶层矛盾显化。全球不平衡发展加深了阶级与阶层矛盾。那些在全球化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大多为企业主和资本家，而绝大多数产业工人和底层民众则要直面各种竞争压力。双方经济地位的鸿沟导致彼此共同利益被压缩，一些国家内部社会分裂加深，甚至在民粹主义和自媒体网络的鼓动下发展为社会骚乱。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化。2021年美国国会暴乱显示其国内社会分化和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民众失去对执政领导阶层的基本信任，社会阶层矛盾激化。

　　族群冲突更加突出。近年来，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各种民粹主义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抬头，孤立排外倾向严重，一些外来族群和弱势族群受到歧视，族群冲突上升。2020年美国警察暴力执法致一名黑人男子死亡，引发黑人和少数族裔群体抗议不平等的大规模运动，反映美国族裔矛盾和阶层对立的紧张形势。2020年，法国国内发生一系列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恐怖袭击事件，政府为此加强对伊斯兰教和移民的限制与监管，从而招致一些穆斯林和移民群体的不满与抗议，也暴露出法国社会宗教族群矛盾的交织。

　　社会抗议运动频发。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双重冲击下，一些国家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民众通过罢工、游行等抗议行动表达对政府的不满。2021年7月，南非前总统被判刑，引发其支持者的大规模抗议，并演变为全国性大规模骚乱，造成300多人死亡和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超过3000人被捕入狱。2023年，法国民众因不满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而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一些政策受到工人阶层的抵制，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和阶级对立凸显。这些社会运动在政治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常常演变为骚乱和政变，其间甚至掺杂着族群、宗教、区域等众多因素，使得上下矛盾更为复杂。

四、意识形态对抗加深左右矛盾

　　国际形势越是动荡变革，各种政治思潮越是活跃多元，竞争与对抗也越是激烈混杂。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以及国际社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给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荡涌动创造了条件。总体来看，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竞争主要表现为左右两种思潮的交锋，这种交锋映射着国际政治力量博弈的激化。

　　保护主义助长逆全球化回潮。逆全球化泛起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角力的背后存在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新自由主义式微给保护主义复兴创造了空间，同时以保护主义为底色的各种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排外主义成为冲击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其中，经济民族主义向保守、极端发展，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视为民族经济的威胁，主张采取“脱钩”等强硬立场，一些国家的国家主义强势回归。科技民族主义通过技术壁垒、科技封锁、“小院高墙”等手段维护自身技术霸权，也破坏了全球化进程。

　　欧洲政坛结构性右转倾向明显。近年来，欧洲经济受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以及新冠疫情冲击而低迷不振，一些国家社会矛盾突出，给右翼势力重新得势提供了机会。这些右翼思潮与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合流，获得大量底层民众认同，在造成欧洲政局动荡的同时也激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矛盾。在法德等欧洲大国，右翼政党逐步崛起，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法国国民联盟曾两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成为法国最大反对党，推动着法国政治格局的分化重组。具有新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意大利兄弟党成为该国第一大党，其党魁乔治娅·梅洛尼出任意大利总理。

　　极端思潮与秩序变革结合。面对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前所未有的霸权焦虑感，各种极端思想在与科学理性的角力中占据上风，表现出对外进行排斥遏制，对内制造分裂反智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对外关系中，宣扬本国利益至上，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排除“异己”。在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主导下，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极限施压和遏制，对中小国家进行霸凌干涉，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对立色彩鲜明。在国内斗争中，为追求狭隘的政党或集团利益，放任激进的民粹主义和反智思潮，不仅导致社会分裂与对抗，而且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