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与国际社会矛盾的演变（二）

作者：吴志成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

五、利益分歧失调凸显内外矛盾

　　随着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国家间利益分歧加剧，彼此难以达成有效共识，也难以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国家利益和全球共同利益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内外矛盾突出。

　　全球化进程曲折起伏。一方面，全球化在促进全球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在全球化中受益较小的经济体逐渐改变立场，而一些发达国家也因产业空心化等原因转向保护主义，各国经济内顾化倾向加重。另一方面，在新冠疫情治理断航断交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和全球经济合作遭受重大打击。一些国家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调整产业政策，减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弱化了全球整体生产效率的提升。特别是一系列经济“本土化”政策的推出，降低了世界开放水平，使全球经济发展变得封闭保守，呈现出明显的内外矛盾。

　　全球治理分歧扩大。近年来，西方国家内部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不断提高，强调政策自主性和生产本土化，因而减少对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政治与资金支持，成为一些国家的“政治正确”。在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全球治理越来越难以整合分歧，全球公益目标与国家中心主义的矛盾上升。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全球合作中，一些西方国家为谋求本国甚至政党私利，退出国际组织，以疫情为工具开展对中国的舆论和意识形态攻击，不仅阻碍全球抗疫合作，而且挫伤了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信心，激化了国家之间的矛盾。

　　多边主义发展受挫。一方面，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国际多边合作体系遭到破坏，加剧了国家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的矛盾。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口号，贯彻单向利益最大化原则，采取“废约退群”行动，实施“长臂管辖”和“极限施压”，给国际多边合作体系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伪多边主义”大行其道。拜登推行具有明显排他性的有限“多边主义”，通过意识形态划线构建排斥中国的新机制，实现其制度制衡目的。其实质是美国依仗自身结构性权力将国际多边合作体系打造成贯彻执行其政治利益的工具，真正多边主义的非歧视、不可分割以及扩散性互惠原则频遭破坏，暴露了美国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破坏全球公益的霸权行径。

六、国际道义失序推升高低矛盾

　　国际道义是规范国家行为的重要准则，体现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维系国际秩序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国际道义表现为对全球公益的追求，对国际公平正义的维护以及对国际责任的履行。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各国应该遵守国际道义，开展密切合作，但是一些国家罔顾国际公正，失守国际道义，形成自命道德高位与实践行径低矮的鲜明反差。

　　践踏国际准则。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平等互利是国际准则的基本内涵。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美国以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为幌旗，强施单边主义，遏制他国发展，破坏国际秩序，成为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威胁者。为实现自身霸权利益，美国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煽动“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策动“阿拉伯之春”，将世界视为权力利益竞争的擂台和竞技场。在全球治理中恣意操弄，使全球治理成为美国践行霸权主义的新伪装。美国这种国家利益至上、不择手段追求本国私利的做法严重违背国际准则，与崇尚全球公益的国际道义格格不入。

　　破坏国际公正。公平正义是国际道义的核心内容，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维系国际社会有序运转的基本规范。在国际垄断资本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禁锢下，当今世界出现严重的发展不公正现象。在经济发展中，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利用技术和资金优势设置贸易壁垒，加剧全球经济发展失衡。在国际政治领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少话语权，也缺乏影响国际议程的能力，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解释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参与治理，而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接受治理。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频频发生，严重破坏国际公平正义。

　　推卸国际责任。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是遵守国际道义的必然要求。随着美国相对衰落和孤立主义转向，美国利益至上越来越成为其对外交往的最高准则。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主导者，曾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最大提供者。然而，面对国际制度掌控下降和获取本国私利难度增大的现实，美国开始退出甚至抵制相应国际机制，企图通过“改换门庭”将中国等排斥在外。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始终将自身利益置于国际公共利益之上，当提供公共产品无法实现其霸权利益时，则推卸国际责任，拒绝承担国际义务。除了特朗普时期的一系列“废约退群”行动外，美国还常年拖欠国际组织会费，拒绝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减排方案，通过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向他国转移金融风险。

七、国际规范失效折射新旧矛盾

　　随着世界多元竞合的加速，国际权力的流散和下移在刺激现实政治回归的同时，也为新政治形态的形成积蓄了力量。国际社会许多现有的体制机制、观念规范难以满足国际政治发展实践，国际规范的失效或低效反映了国际社会新旧矛盾的拉大。

　　治理理念不适应时代新要求。西方传统的治理理念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却难以真实反映和指导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客观实践。西方治理观限制了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难以回应不同文化理念对全球治理的多样性诉求，导致全球治理拓展出现严重的“内卷式困境”，各种重复性的机制不断涌现，治理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西方的工具理性也强化了国家自利倾向，使国家利益至上成为指导一些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严重违背全球治理对全球公益的追求，扩大了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利益冲突。这些治理理念未能进行适时调整并跟上国际政治演进步伐，从而使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发展的新旧矛盾扩大。

　　国际关系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权力结构变化是体系变革和秩序调整的根本原因。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变化主要呈现为权力自西向东转移和由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流散两大趋势。这些变化带来新兴市场国家崛起与霸权国家相对衰落，以及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增多。前一变化构成当前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根源，体现新旧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剧，后一变化则成为国际政治多元化发展的关键，是引发国际关系新旧形态矛盾加剧的重要基础。此外，跨国威胁与全球问题扩散促使安全性质发生重大转变，全球气候变暖等复杂难解的共同外部威胁越来越成为安全维系的重要形式，国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复杂，竞合特征明显。不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旧的理论都难以全面解释当前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国际关系旧理论与新实践之间的脱节日渐显露。

　　国际机制滞后性明显。权力结构变化使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满足国际关系现实需要。一方面，随着一些大国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转向，它们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一些国际机制的公信力和有效性减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治理权和参与权开始由更多行为体共享，国际机制的参与度得到提升，其利益整合难度增加。这些新发展打破国际机制原有框架，提出许多新的挑战，其中公平性问题作为合法性问题的延伸变得更加突出，新兴国家与各类非国家行为体要求获得与实力相应的权利也遭到传统大国的遏制。此外，美国主导乏力使国际机制的碎片化趋势严峻，新旧力量除了争夺既有机制外，还创建新的替代性机制，增加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整合难度，国际社会的新旧矛盾凸显。

八、治理赤字增加扩大治乱矛盾

　　当今世界，全球挑战日益严峻，各类风险急剧上升，国际社会亟须开展有效合作。与此同时，国际权力格局加速演变，大国战略竞争激烈，全球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国际社会治乱矛盾鲜明。

　　国家供给公共产品动能不足。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新冠疫情冲击等客观因素影响，一些国家对外政策的实用功利倾向明显，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动力不足。特朗普政府的“退出主义”显示美国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消极态度，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削弱了全球治理的实际效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转向保守，对参与全球治理持有戒心。国际信任严重不足，治理效果不佳，全球治理的现实成效与国际社会对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紧迫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治理成效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当今全球治理仍以国家为主导，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在治理领域上集中于低政治领域，治理成果难以向高政治领域扩散；在治理规范上难以做到公正合理，明显由西方国家主控。全球治理的实际成效远未达到预期，既没有有效解决既有公共问题，也未能有效控制新问题的涌现。治理进程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治理主体之间难以达成有效共识，更难以开展信任合作，将全球治理视为谋取国家利益手段的工具性理念大行其道，真正的全球有效治理远未实现。全球治理的“混乱”现实与“善治”理想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全球治理效果不平衡。发展阶段差异和全球不平衡发展导致不同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条件各异，也使各国呈现出不同的参与效果。一方面，发达国家凭借系统性先发优势，抢占国际体系前端位置，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享有充分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弱势地位则延续到全球治理进程中，其权益的实现受制于主导大国的战略平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在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同时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动力；相反，一些西方国家虽然仍然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塑造国际社会稳定性确定性的能力下降。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效果上，形成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照。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