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久雨   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是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性成就的升华与总结，反映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下我国文化发展的新态势、新格局、新要求。对于这一思想的学理阐释，必须将“理论形态”与“理论特质”结合起来予以整体性考察，系统、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指向与实践要求。

　　一、人民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论

　　价值论层面的考察，触及文化的实质与核心。价值取向反映着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之根、发展之基，体现着一种文化理论的立足之本。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立场，即人民立场。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显著标志。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精神文化需求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是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将文化发展的优势转化为满足“现实的个人”及其精神文化需求的效能。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精神文化需求是内生性的需求，而不是外在的需求；是长期性、连续性的需求，而不是暂时性的需求。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这就要求持续不断地供给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多样化、丰富化的文化产品，契合于不同年龄层次、生活背景、文化水平群体的需要。同时，应当注意到，精神文化需求有其特殊性，并不是有文化产品供给就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粗制滥造、千篇一律、跟风创作的文化产品，没有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准的影视、音乐、美术等作品，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现实诉求。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从“量”与“质”双重层面予以具体落实，不仅要关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有没有”的问题，更要关注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得“好不好”的问题。

　　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体现在文艺创作生产的过程中，成为文艺作品的首要评价标准，成为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评价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是优秀作品，既要看艺术标准、审美标准，又要看市场标准、经济标准，还要看价值标准、社会标准，要将艺术标准、经济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起来。习近平指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只有真正扎根人民群众的生活，真正做到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引发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情感共鸣、精神共鸣，一部作品才算具备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才能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正因如此，文艺创作者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创作过程中要更多关注“人民”而不是“人民币”，要将创作的方向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表现主体，反映好人民群众的心声、心愿，展现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努力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同时，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素质、文化素养，以德艺双馨的标准要求自己，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树立正确的艺术理想、人生理想，做真善美的追求者与传播者，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提高艺术造诣，实现人生价值。

　　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贯彻到文化建设各领域，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予以具体落实。在文化领域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具体的、实践的，而不是抽象的、笼统的，其既要求推动社会精神文化财富不断积累，又要求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既要求坚持文化事业的人民属性、公共属性，又要求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从文化事业的角度看，习近平提出“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对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作出明确要求。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群众文化机构45623个，文物系统管理的国有博物馆3782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更加丰富、多样、多彩。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文化产业发展应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注重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习近平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1805亿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文化产业“人才下乡”“资源下乡”，赋能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展，在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在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得到确证。

　　二、整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论

　　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同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有着内在的、深刻的互动关系。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机理中予以理解，又要从社会有机体相互联系的整体性视角，特别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全局性视角切入，予以系统论层面的考察。

　　首先，领导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因此必然体现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在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要求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居于首要位置。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历史经验表明，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加强对文艺工作的引导与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与培养，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此，各级党委（党组）必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队伍，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其次，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一种文化理论的特质，最为直接地是通过其中的概念、范畴、论断体现出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理论上“术语的革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理念、文化范畴、文化论断等，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整、系统全面的有机统一整体，其内部不同的组成要素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从标志性的文化概念和范畴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志性概念、范畴且彼此关联，具有整体性。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从标志性的文化论断来看，“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赓续中华文脉”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重要论断。

　　再次，建设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这集中体现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下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体化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总体性，文化建设是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就已经提出“文化经济”的范畴，并对其作出界定与阐释，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具有经济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发挥思想先导、价值引领、精神动力的功能。除此之外，在法治建设领域，需要培育法治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需要培育生态文化；在党的建设领域，需要培育党内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都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思考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特质。

　　最后，结构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在结构上予以贯通。“体”，亦即“本体”，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的思想、理论、原理、观点；“用”，亦即“功用”，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建设实践的任务、部署、制度、政策。“体”是“用”的基础，“用”是“体”的转化，二者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本体与功用的关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强调文化理论对于文化建设的指导与引领，也强调文化建设对文化理论的转化与支撑，形成一种有机的文化联结，建立一种紧密的文化纽带。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体”“用”之间的贯通，彰显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反映出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