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辛向阳  来源：《东华理工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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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升西降”是人们普遍承认的一个大趋势。对这个趋势的判断不仅会深刻影响中国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与国际战略的制定，也会影响人们的理想信念。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总的看，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持续教育，特别是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事实中，从‘东升西降’‘中治西乱’更加鲜明的对比中，党员干部强化了理想信念。”为什么会出现“东升西降”“中治西乱”这样鲜明的对比？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使“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彰显，使“中治西乱”的对比更加鲜明。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和历史条件，全盘照搬西方模式，结果水土不服，绝大多数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社会政治动荡的困境。‘道路选择’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成功实践和取得的显著成就，新时代以来‘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选择。”可以说，“东升西降”作为未来趋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

“东升西降”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大趋势

　　“东升西降”是人类现代化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从最早的现代化原始积累到第一波现代化，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第二波现代化，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西方国家主导着现代化的基本面，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局面。但这个局面正在被打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新成就。

　　1.1 “东升西降”的本质

　　1.1.1 划分“东”“西”的依据不能局限于地理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西方国家跨国垄断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改变了旧有“民族—疆域”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了以资本关系为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结构。跨国垄断资本集团联合或分别掌握、制约全球产业资本循环的高端环节，通过资本的全球布局，对后发国家形成实质性的资本关系统治，掠夺其国民财富和经济剩余，影响甚至控制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旧有社会体系结构必然被新的、更高级的社会体系结构替代。在“东”“西”划分中，“东”代表推动社会体系结构变迁的新兴力量，是旧有跨国金融资本的受压迫者和推翻者，是历史进步的力量，其包括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这其中，金砖国家是主要力量，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必须是团结的伙伴，中国是“东升”的引领者和推动者。“西”是指旧有社会体系结构的主导者和主要成员，即G7集团及其附属国家，这决定了“东升西降”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围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博弈而展开。同时，“东”“西”划定并非一成不变。在激烈对抗竞争中，“追随赢家”的政治选择始终存在，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在经济、政治或安全上不同程度地成为“西”的外围附庸；部分西方国家也可能出于自身长期利益的战略研判，选择中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东”。

　　1.1.2 “东升西降”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积累的结果

　　“东升西降”是资本主义自我发展、自我强化、自我否定历史局限性的必然结果，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集中体现，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东升西降”也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今天100多年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较量、竞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积累的结果，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的结果。在这100多年中，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拥有了越来越强的竞争力，使世界力量中“社”的含量逐步提升。

　　1.2 “东升西降”总体趋势与动力

　　1.2.1 “东升西降”是一个长期的、波浪式前进的历史进程

　　当前，“东升西降”趋势已经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的旧有社会体系结构效能衰减，面临自内而外和自外而内双重挤压。在内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深化，渐逾国家治理边界和能力，旧有跨国垄断金融资本积累体系效能衰减；“西降”以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重矛盾叠加爆发展开，作为历史存量的“西降”正在慢慢耗尽已有的能量，尽管其新的能量还在积累，但旧有的矛盾无法克服。在外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展现出强大经济增长动能，社会制度优势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不断显现，“东升”的制度、文化、文明正在壮大，其力量持续积聚，共识不断凝聚。

　　1.2.2 “东升西降”过程中的“拖尾效应”

　　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强烈的“拖尾效应”，这个“尾巴”很长，因而“西强东弱”格局尚未出现根本转变，“西升东降”短期反弹和“东西并峙”长期并存的局面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可能面临的极限挑战。“东”“西”之间的意识形态、贸易等方面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内在对抗性矛盾的新表现和自我救赎的新手段，加之新技术革命、金融、气候、地缘冲突等新的变化，使西方国家展现出新的垂而不死的形态。美西方国家对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的贸易战、汇率战、金融战、舆论战、局部热战等都是其捍卫旧有体系结构的典型表现。这种“拖尾效应”必将导致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等进一步加重。

　　但是，西方国家短期反弹不构成对世界发展规律本身的否定，有限抵消性因素不过是旧有逻辑在新条件下的重复。恰恰相反，“东”“西”之间越是激烈对抗越说明旧有体系结构不稳定性的加剧，这必将随着对抗的加剧而加速西方国家的衰落。同时，“东”“西”各自内部均充斥矛盾分歧，“西西摩擦”“东东角力”同样不可避免，但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东”“西”代表的新旧力量对抗。“东升西降”的必然性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基于资本逻辑的新帝国主义历史局限性决定的，是新兴市场国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和长期艰苦奋斗决定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成功决定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在不断强化对全球政治经济支配权力的同时，也不断创造出否定自身的因素；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必然面临漫长曲折过程，但发展势头不可阻挡。因此，“东升”大趋势是必然的，是发展速度、发展规模，更是发展质量的“升”。“西降”大趋势也是必然的，加速“西降”的重要因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危机。推动“东升西降”大趋势加速发展，就要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东升西降”大趋势的必然性，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莱辛著作中所表达的一样:“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的进程，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像大河一样，任何峭壁、任何深渊都挡不住它，更不用说随意建立的堤坝了。……伟大的世界性事件的实现，既不取决于谁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任何个人。它们是按照像引力定律或有机体生长规律一样确定不移的规律实现的。